中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，留下了许多教学相长、师生情深的佳话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与苏轼两人的师生情，令人动容，他们一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通过诗文进行互动，彼此欣赏、相互宽慰，直至今日，我们还能在一些著名景观中感受到两人的师生情深。

　　慧眼识珠 寄予厚望

　　北宋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欧阳修致仕。苏轼在祝贺老师欧阳修致仕的一篇文章中，盛赞欧阳修“事业三朝之望，文章百世之师”，并说自己“受知最深，闻道有自”。

　　“文章百世之师”或有夸张之嫌，但欧阳修在北宋文坛的崇高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。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，倡导写作古文，推崇唐代韩愈的古文，对于韩愈文与道两者的关系既有继承也有自己的思考。诚如现代学者王水照、崔铭在《欧阳修传》中指出，“韩愈论‘道’，主要指儒家的礼治秩序、伦理关系”，“欧阳修却强调‘切于事实’，突出‘道’的实践性品格，大大缩短了‘道’和人们的心理距离”。欧阳修强调文道并重，不能同意那种视文为传道的工具的观点，对于古文的写作技巧、审美价值，也须下一番功夫研究。

　　韩愈的古文有“尚奇”的一面，后来一些人竟将这种风格发展为“险怪奇涩”，北宋初期的太学流行此风，所以称为“太学体”。欧阳修反对“太学体”，利用自己执掌嘉祐二年（1057）贡举的机会，他决定扫除积弊、刷新文风，凡以“太学体”为文的考生皆遭黜落。

　　如此雷霆手段，使久习“太学体”的考生一时难以接受，考试结束后，有考生在路上围堵欧阳修，“聚噪于马首”，街上巡逻的人无法制止。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，但并未改变欧阳修革新文坛风气的决心，众人亦不得不承认“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”。

　　嘉祐二年贡举，共有388人登榜，其中有来自陕西的张载，有来自江西的曾巩和他的五位至亲，有来自四川的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可谓群星灿烂，这一榜被称为“千年科举龙虎榜”。这一年，欧阳修51岁，苏轼21岁。

　　宋人好写笔记，将苏轼初出茅庐的不凡气度写得传神无比。阅卷过程中，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深得欧阳修、梅圣俞等考官的欣赏，欧阳修想列为第一名。考官阅卷时，并不知道文章出自哪位考生之手，欧阳修推测也许这篇雄文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，为了避嫌，遂将其列为第二名。待到放榜之时，方知其作者并非曾巩，而是苏轼。

　　苏轼的这篇文章中，提到了一个典故，说尧帝时，有个人犯了罪，法官皋陶三次要杀之，尧帝三次宽宥之。博学如欧阳修者，不知此典故出自何处。放榜之后，苏轼前来拜谢欧阳修，欧阳修竟还想着这件事，问那个典故出自何处。苏轼说出自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。苏轼离开后，欧阳修翻阅《三国志》，却并未在《孔融传》中发现这一典故。待到下一次相见时，欧阳修再度提起，苏轼表示孔融曾有“以今日之事观之，意其如此”之语，他依据尧帝的仁厚与皋陶的严格推测应如此如此、这般这般。欧阳修闻之大喜，称赞苏轼“可谓善读书、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。

　　欧阳修与苏轼通过科举结成了师生关系，这种关系的维系有赖于双方的信任与互动，欧阳修选择了苏轼，苏轼也选择了欧阳修。欧阳修身为当时文坛的执牛耳者，对苏轼的文学理念、文学才华给予充分肯定，他在苏轼身上看到了自己革新文风的事业后继有人，他高兴地表示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”。此语令人想到韩愈《师说》中的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。苏轼日后不负老师所望，在一波三折的人生历程中，锤炼出一篇篇饱含真情、富有哲理的传世佳作。

　　泛舟西湖 谆谆教诲

　　说到西湖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杭州西湖。世间不只杭州有西湖，对于欧阳修而言，他没有游览过杭州西湖，却对颍州西湖情有独钟。

　　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范仲淹、韩琦等主持新政的大臣遭贬，一向勇于直言的欧阳修为他们辩护，他以笃定的口吻说“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”，他为范仲淹、韩琦等人遭贬感到惋惜。欧阳修此番言论招致政敌的痛恨，不久他也遭贬。他先是到滁州、扬州为官，皇祐元年（1049）获准移知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。

　　欧阳修喜欢颍州这个不大的地方。颍州城外有一片浩渺的水面，便是颍州西湖。欧阳修曾引西湖水灌溉农田，又创立了西湖书院，大兴文教。他初至颍州西湖，便觉相见恨晚：“平湖十顷碧琉璃，四面清阴乍合时。柳絮已将春去远，海棠应恨我来迟。”欧阳修固然来迟了，但总算是来了，来了就不想离开。

　　他萌发了终老于此的愿望。十八年后，即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欧阳修去往亳州任职的途中，获准在颍州小住一月。他将自己离开颍州后思念颍州的诗作予以整理，所撰《思颍诗后序》说：“皇祐元年春，予自广陵得请来颍，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，土厚水甘而风气和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。”

　　这个愿望终于在其于熙宁四年致仕后得以实现。欧阳修写下十首《采桑子》，歌咏不同时节下的西湖风光。他如此写颍州西湖的春景：“轻舟短棹西湖好，绿水逶迤，芳草长堤，隐隐笙歌处处随。无风水面琉璃滑，不觉船移，微动涟漪，惊起沙禽掠岸飞。”这首小令语言生动、清新，词人也必然是在愉悦的心境下写成。

　　令欧阳修更为高兴的是，熙宁四年，学生苏轼和其弟苏辙来颍州看望自己。师生二人已有几年不见，共游西湖，饮酒赋诗，何其乐也。苏轼有《陪欧阳公燕西湖》一诗，“谓公方壮须似雪，谓公已老光浮颊”，这一年，欧阳修65岁，苏轼35岁，见到老师的气色不错，苏轼很开心，开心地为老师跳起舞来，祝他长寿、健康，“插花起舞为公寿，公言百岁如风狂”。

　　在“醉后剧谈犹激烈”的潇洒之外，欧阳修亦语重心长地告诉苏轼：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；见利而迁，则非我徒。”欧阳修所传授的不仅是为文的道理，亦是为官、为人的道理。

　　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苏轼来到颍州为官，回忆起共游西湖的美好时光，想起老师的谆谆教诲，苏轼“垂泪失声”。在一篇祭欧阳修与夫人的文章中，他写道：“白发苍颜，复见颍人。颍人思公，曰此门生。虽无以报，不辱其门。清颍洋洋，东注于淮。我怀先生，岂有涯哉！”

　　苏轼的怀师之情真挚无比，这化作了他治理颍州的动力，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恩情，也没有辜负颍州人的注目。

　　泉名六一 师恩难忘

　　熙宁四年，苏轼是在去往杭州的路上，到颍州拜访欧阳修。由于对变法措施多有不能认同之处，苏轼外放杭州，担任了三年杭州通判。在颍州与欧阳修相聚时，欧阳修岂会不知学生心中的失望与落寞，他向苏轼介绍了自己在杭州西湖孤山的一位朋友惠勤，此人“甚文，而长于诗”，欧阳修曾写三首《山中乐》相赠。他对苏轼说：“子间于民事，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，则盍往从勤乎？”在公事之余，苏轼若想寻一位能同游湖山的雅士，排解自己的情绪，不妨就去找这位惠勤。苏轼到任第三天，就去孤山找到了惠勤，因为有共同的师友欧阳修，他们很快就成为了知己。

　　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欧阳修终老于颍州。噩耗传来，苏轼与惠勤俱悲伤不已。苏轼的哀伤，在其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中可见一斑，他赞扬老师的人品与风骨，感恩老师对父亲苏洵的推荐、对自己的提点与教诲，“昔我先君，怀宝遁世，非公则莫能致；而不肖无状，因缘出入，受教于门下者，十有六年于兹。闻公之丧，义当匍匐往救，而怀禄不去，愧古人以忸怩。缄词千里，以寓一哀而已矣。盖上以为天下恸，而下以哭其私。呜呼哀哉。”

　　十六年前，即嘉祐二年，苏轼以一篇挥洒自如的文章，得到了欧阳修的青睐。一切似乎都只在眼前，转头却已不见恩师影、不闻故人声。

　　苏轼两度来杭州任职，留下了整治西湖、修筑苏堤、营造景观的佳话。在孤山南麓一角，一个很容易为人忽视的景观，是苏轼对老师欧阳修深深的思念。

　　元祐四年（1089），苏轼出任杭州知州。他向西湖孤山走去，试图寻找惠勤，方知旧友也已离开人世多年。在惠勤的旧居中，他的弟子接待了他，望着墙上悬挂的欧阳修与惠勤的画像，苏轼心中感慨万千。

　　说来也怪，在苏轼造访惠勤旧居几个月之后，一口泉水忽涌出于宅后，“汪然溢流，甚白而甘”。他将这口泉命名为“六一泉”。欧阳修退居颍州后，自号“六一居士”。在《六一居士传》中，欧阳修向客人解释此名之由来，“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”，如此算起来只有五个一，欧阳修继续解释，“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”。

　　欧阳修从未到过杭州西湖，苏轼却将西湖边一口泉命名为“六一泉”，他也须向众人解释何以如此命名。在《六一泉铭并叙》中，他说：“泉之出也，去公数千里，后公之没，十有八年，而名之曰六一，不几于诞乎？曰：君子之泽，岂独五世而已，盖得其人，则可至于百传。尝试与子登孤山而望吴越，歌山中之乐而饮此水，则公之遗风余烈，亦或见于斯泉也。”泉泽苍生，如欧阳修这样的君子，其福泽能传百世。欧阳修的人格风范使学生苏轼受益无穷，苏轼坚信还将有更多人受到老师的影响。

　　苏轼想象自己与老师共登孤山、共饮泉水的场景，梦是虚幻的，泉却是真实的。凭借这样一种机缘，欧阳修竟与杭州西湖有了联系。今天，我们仍可来到六一泉前，不妨想象欧阳修与苏轼这对师生坐在泉边，谈诗论艺，击节赞叹，一如那年共游颍州西湖时畅快。（陈彧之）